
吴复生遗体捐赠申请书。大体老师南方周末记者黄思卓|翻拍
1983年3月10日,为吴上海街头的复生梧桐树刚发芽。36岁的寻亲吴复生,请人代笔在一张申请书上认真签下自己的大体老师名字,蓝黑墨水的为吴每一道笔划都异常清楚,生怕影响遗愿的复生执行。
身患白血病,寻亲吴复生的大体老师生命永久停留在1983年的春天,他自愿捐赠遗体,为吴成为了一名“大体老师”——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复生尊称。
如今,寻亲这张遗体捐赠申请书挂在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的大体老师“遗愿墙”上,十多张申请书和馆内陈列的为吴标本一样,令参观者震撼。复生
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始遗体捐赠的城市。1980年代,捐赠遗体的多为思想豁达的前辈,如新中国首位高校女校长谢希德、上海医科大学老党委书记金乃坚、浙江省立医学院首任院长蒋亦凡、原外交部部长之父唐天保……
也有平常上海人,如住在愚园路105岁的长寿奶奶、上海第十九织布厂的退休工人、五角场自行车厂的女职工。
吴复生显得与众不同。他不是名人,亦不是上海本地人,只是一名平常学生,生前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(简称生化所)就读。
发现吴复生申请书的是复旦大学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、校人体科学馆馆长周国民,他比吴复生小15岁,1980年代从湖南考入上海读研。自2015年在档案馆发现这张申请书后,他总是不自主长叹,这位容貌清秀、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是谁?他为何英年早逝?又为何要捐献遗体?
吴复生的故事不为人知,档案柜里,他的资料只有这薄薄的一张申请书。
周国民把吴复生的申请书挂在人体科学馆,他心中涌起一股冲动:为吴复生寻亲,知道他的故事。
复旦人体科学馆的前身成立于1930年代,是国内最早的人体标本陈列室。2013年,周国民担任馆长后,一直在收集整理早期的文件。约在2015年,偶然间,他发现了吴复生的申请书。
这封申请书右上角,有一张吴复生的黑白照片:这位年轻人着白色里衬,深色外套,头发茂密,容貌清秀,鼻梁高挺,戴着一副当时时髦的方形黑框眼镜。他拍照时有些拘谨,双唇紧抿。
照片下方,申请书是这样开头的:“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,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控防治工作水平,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。”
中国遗体捐赠起步较晚。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“入土为安”等观念深入人心,各地医学院苦于无遗体可供解剖教学和科学研究。
1982年,上海首批红十字遗体捐献登记接纳站成立,包括周国民就读的原上海医科大学(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)等6家机构。1986年,周国民考到上海读研。彼时遗体捐赠的数量依然非常稀缺,每年大约只有六七十具。
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全上海接收遗体捐赠数量最多的站,相应留存的档案也最渊博。在这里登记的人,需要签两份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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